沒有什麼

(上篇 【失控的懲罰】內容概要 1/4)

[第四章：合法的懲罰者]

⊕不知情的特權
當代美國懲罰體制的運作下，你在路上被警察開單或被逮捕，你已經未被定罪而先受處罰了。一般道路交通事件，官僚作風及衝業績的情況下，你爭取到撤銷行政處分的機會微乎其微。而另一個更大的問題是包山包海的逮捕名目：遊蕩、參加公民不服從的遊行集會，可能讓行為人被拘留或被留下紀錄。之後應徵工作、遇到警察時，可能都要解釋參加原因，進而影響未來的工作機會、補助申請、申請駕照等機會。而這些懲罰總無所不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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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美國的文化裡，懲罰體制的各項功能，歸屬於立法者、警察、檢察官、陪審團、法官與矯正機關。他們必須互相協調，才能確保一個公正的體制[1]。但事實上，這體制存在四個令人疑慮的部分：
1. 若整個懲罰體制欠缺有效的協調整合，體制內部人員能相互卸責，並忽略濫權情事。
2. 雖然判罪、量刑與發監執行代表正式的懲罰，但各權責單位有權可以在自己受理階段，懲罰一個他們認為違法的人。
3. 實施直接強制力的警察與矯正機關人員，在整個系統是受過最少教育、訓練與監管的。
4. 立法與司法增加警察與檢察官對攔停、命令留在現場的裁量權限[2]。

以下各節，逐一討論各懲罰者：立法者、警察、檢察官、陪審團、法官、矯正機關與私人監獄機構，對懲罰體制的影響。

⊕立法者：公眾的懲罰者
在美國犯罪學者發現，就立法者所訂立刑法而言，根本未遵守任何規範理論，只有一個原則：越重越好。近四十年來，對刑罰的討論更常是一種政治策略，而不是刑事正義與理性的辯論。可預見的未來，應將是如此[3]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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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治領袖能隨意地將他們覺得是犯罪的行為犯罪化，而無需證據、討論及研究。戲劇性的犯罪傳聞控制了政治與公眾的理解，而非統計上的數據。這些傳聞譁眾取寵的煽動社會，產生恐懼與憤怒，並鼓勵人民用簡單的解決方式處理暴力犯罪[4]，但立法者卻不用對未來法律詮釋或執行負責到底。美國監獄人滿為患，近十年來囚犯人數已翻了四到五倍。此現象的根源，可溯及到此種立法策略。如嚴格的藥物管制法(微罪重罰)、不當的真實量刑(人犯需服滿刑期時間之延長)、強制量行準則(剝奪法院裁量權)、三振出局法(因暴力或重罪入獄兩次者，之後再被判刑，無論罪名，至少需再服25年徒刑或終身監禁)[5]。

⊕一個屬於警察的國家
衡量警察職業的文化疏離程度，是無可避免的。當絕大多數的警察在街頭遇到不當行為時，不能說警察不想去管，而是街頭漸漸影響了警察。他們反映出那些與他們打交道的對象。警察變得街頭人士一樣粗鄙與暴力[6]。警察活在一個出滿毒品、暴力、貪汙、槍枝與性交易的環境裡。如果警察機關成員都承認這種心照不宣的原則，也就是「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言」，那麼警察機構實際上存在更多醜聞[7]。少部分警察是潛在罪犯，隨時尋找發洩的出口；少部分的人則像神職人員一樣溫和等著退休；而大多數的人，就是在同儕壓力下，走向任何方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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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erguson 總結道：要理解警察，必須先接受他們對懲罰的獨特觀點。警察是懲罰體制的第一線人員，能看到各式各樣的被害人，但這些被害人因為在認罪些商主導的審理模式下，很難進到法庭。但警察知道這些被害人的事，也有筆錄記載。在警察眼中，這些可惡的犯罪人難道不該付出代價？接受嚴厲的懲罰？而要期待每天與犯罪行為戰鬥的人有其他思考方式，是不合理的。懲罰犯罪者是警察的目標，而當他們手上還有許多積案要處理時，達成懲罰目的，便等於清掉一件積案[8]。

⊕檢察官的裁量權
檢察官在職務上面對的壓力，在許多方面和警察是一樣的，但他們被這些壓力擊敗時，較無正當理由可說。畢竟檢察官被認為應該要贏，因為他們在訴訟上總握有王牌 – 起訴與否及起訴時點，同時，他們也較被告有更多的資源[9]。檢察官常引用定罪率來做為其績效的證據，而定罪率的需求，創造了一種以非正式方式管理的認罪協商生產線。認罪協商下鼓勵快速、節省成本、成功追訴，同時規避了審理程序繁複、高標準的判斷過程。

⊕陪審團的審判
美國公民的其中一樣義務為擔任陪審團。陪審團的正當性在於他們的非專業性，尤其是一個由專業人士與專家組成的審理環境裡。組成陪審團可說是建立一道安全防護機制，控管自滿的司法系統如何思考與討論，他們是司法系統的安全閥。再者，所有立法者、大部分的檢察官與部分法官是以選舉出來的，而有強烈誘因製造大眾想要的定罪結果。最後，判決結果若不合目前民意或偏見，不滿情緒就會累積很快的，就會有人想幹掉法官。但面對一個陪審團，卻無法將怒氣集中，陪審團就是社會大眾自己，是人民自己懲罰自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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儘管事實上常有陪審員昏昏欲睡、無法理解、相互爭吵、把有罪的人放走、把無罪的人判罪、忽視法官的指示，但結果顯示，陪審團大部分時候的見解與法官相同，雖然定罪率較高，但刑責偏輕[10]。嘴上總說要嚴懲，但實際進行懲罰時，陪審團常願意從輕發落。

在這種符合道德陪審團的情況下，目前只有不到 5% 的被告是經由公開審理程序判刑，而經過陪審團決定的比例更低，其餘約 95% 的案件是經由認罪協商處理。這現象說明，在一個自由的國家裡，懲罰內容若是由專業人士決定，那麼這個法律系統的正當性將無罰長存。陪審團審判具有公眾性質，由一群公眾看其他公民進行審判，但今天高達 95% 的認罪協商案件是被隔離於公眾目光之外，當人民無法看到運作的法律程序，他們如何知道其中發生了什麼事，判決是否妥當[11]？

⊕審判長
法官雖為名義上正式的審判者，但其量刑結果受限於立法者越趨重刑、狹窄量刑範圍的規定。況且，立法者對相同類型犯罪行為制定新的罪名與刑度，讓檢察官於認罪協商時有更多裁量空間，卻也同時限縮法官的裁量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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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量刑，「民粹式重懲」在1970年代接管大局，至今仍占有重要地位。「犯罪已經變成政治宣傳的糧草，寬容的法官在新聞、報紙上被修理。」雖然聯邦最高法院於 US v. Booker 案中認定「強制量刑準則」僅具參考性，但大多數法官仍寧願案這準則量刑，而非解釋為何不採用該準則[12]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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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少法官對於刑事制度應如何變得有效率，傾向劃出一道分隔：法官只決定是否讓犯罪人入監服刑，而今天監獄人滿為患，是刑事政策自己噎到自己。是量刑程度決定犯人要被帶往監獄或矯正機構，而非法官本身。法官就像系統中的其他人一樣，被隔離在監所與痛苦之外，人犯進監獄後發生什麼事，法官沒多少控制力。對此，我們一樣採取權責分離的想法，而非不同功能的調節整合[13]。

⊕獄警作為矯治人員
監獄裡的虐待是惡行循環的一部分，獄警在執法圈及社會中的地位低落，對於「矯正」可謂士氣低落，而且他們傾向不信任上級長官。當每個人都在一個令人無法忍受的組織下工作時，管理準則會相互衝突，理論與實務的界線，也出現了問題[14]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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許多獄警拿囚犯出氣，他們的邏輯是這樣的：囚犯應受到懲罰，如果囚犯找麻煩，只是證明他們依然在找麻煩、不知悔改，因此應受到更大的懲罰或「矯正」。獄警的心態已將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關係去人性化。雙方的肢體報復行為，使每年都有矯治人員因為與囚犯發生衝突而受非輕微傷害，使他們成為矯治源源中，最容易受傷的一群[15]。監獄裡過度壅擠、幫派活動猖獗、毒品交易及越來越毫無顧慮惹事的終身監禁犯，使監所管理工作日趨複雜，職業風險也隨之提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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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所工作人員，多抱持懲罰導向的矯正措施，且為因應逐年攀升的監禁率，監管人員人數也隨之上升，  2010 年，矯治人員佔了美國約 5 萬的職缺，有 1/9 的州政府雇員是在矯正機構工作。近十年來，矯治人員透過組成獄警工會取而政治影響力，他們對刑罰政策的控制力日漸增強[16]。這些教育程度有限的且對人犯懷有敵意的政府雇員，成功遊說增加刑期的立法，捐助捍衛「法律與秩序」的候選人，對抗減少監所的改革方案，阻擋反對他們得利的官員任命案[17]。

⊕從懲罰中獲利
私人企業營運的監獄隨著 1980 年代重懲浪潮下興起，以容納更多人犯，對州政府來說，也是個藏匿過度膨脹的預算與隱匿受刑人人滿為患的好方法[18]。懲罰私有化以「圈養」受刑人的方式，獲得利益，而受刑人無法取得一點因此所累積的利益。州政府依人數給私人監獄錢，因此監獄人數過多變得令人興奮。在此趨利動機下，受刑人被關越久越好，而非讓他們矯正、更生，準備回歸社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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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還忘了人性成本，在美國懲罰體制內，處處創造毫無道理的受苦，營利監獄的設立，只是這種現象的終極版。州與聯邦監獄，同樣摧殘人犯，只是我們少有耳聞。或早或晚，懲罰者都會將被懲罰者當作待處理的物體，這是自然的現象。懲罰者上工時，他們不願思考他們與被懲罰者間的關聯性，即根本上作為人的平等性。藉由忽視這樣的連結，司法系統看不見受刑人如何被對待，並遺忘一個人該受如何對待的理解。人類現在變成一個可移轉、可用金錢計算的貨物，這模式讓人想起美國的奴隸史[19]。

[第五章：被合法懲罰的人]

⊕在柵欄裡的被懲罰者
美國奴隸制度與當代大量監禁的關聯性 – 種族剖繪。非裔美籍人士占美國人口 13% ，但有 40% 的囚犯是非裔美籍男性。如果按此情勢繼續發展，有 1/3 黑人男性會進監獄，而白人男性僅有 1/17 的機率[20]。另一個類似的問題則是「圈外人」無法理解感受「圈內人」的處境與痛苦。因為大眾的冷漠，新聞媒體總用煽情的手法起觀者興趣；受刑人的說法受獄方控制、扭曲。因此， Ferguson 在本章試圖剝除監獄層層洋蔥的外皮。第一層是圈外人，再來是司法判決，接下來則是囚犯陳述。其核心仍是一團迷霧。

⊕我們的社會如何看待被懲罰者
美國人喜歡想像自己身處於一個充滿機會的社會，美國例外論 (American exceptionalism ，美國人之所以獨特，在於為人類提供機會與希望) 讓美國人建立認同感。成功會獲得讚賞，無論其手法為何；而失敗，是你自己的錯。因此如果你失敗，被關進牢裡，你已經在眾人所認同的社會文化中，證明你是反社群關係的，在大家都在爭取成功的過程中，你已完全成為輸家，你就該去你該去的地方[21]。 Ferguson 引用〔在野獸的肚子裡〕Jack Henry Abboh(本身就是一名囚犯) 的論述， Abboh 不認為在監獄裡度過餘生是自找的，「這個國家有太多人對於他們的政府如此沒人性、邪惡，感到驕傲(無論是公開或隱匿)；對於政府把他們認定的『敵人』徹底地毀掉，感到驕傲。[22]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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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boh 在書中告訴我們，這個社會並不關心監獄裡到底發生什麼事，他自己常手腳被獄警綁住再被痛打、被丟進不見日光的禁閉室好幾周、被脫光衣服丟進牢房、因母親過世而被嘲弄、被注射有害藥劑等。在這種極端的待遇下，「法律從來沒有懲罰過任何傷害我的人」。「如果我明天被打死，我的紀錄會到驗屍官陪審團手上，到任何有權力調查的人手上，而我的暴力犯罪紀錄，將證明我謀殺犯的身分。」[23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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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單獨監禁議題，雖然國際法上已承認單獨監禁屬於一種虐待，但今日的美國監獄仍有十萬名以上的囚犯受到長期單獨監禁處分。而美國今日已設立至少 57 座「超高監獄」(超高度安全監獄)，其基於安全理由幾乎切斷與外界媒體接觸的機會。它們主宰、控制、順從的關係已異於一般監獄。其中至少有將近兩萬名囚犯被長期監禁長達一年以上，斷絕與人何人的接觸機會，包括監所管理員[24]。 Robert Hood ，前任聯邦超高監獄的典獄長，在節目訪談中，稱它們是「較乾淨的一種監獄」(意指不被所看見的痛苦虐待)[25]。

官方對囚犯的痛苦採取迴避態度，法院通常只考量懲罰中製造痛苦的行為，而不考量懲罰中的剝奪行為。至於心理上的痛苦，除非有經證明在監獄中受到身體傷害，否則不得提起民事訴訟[26]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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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使是「表現良好」得以出獄的受刑人，剝奪過程仍尚未結束。法律繼續限制犯罪者的公民權：受雇權、公共住屋申請資格、公共協助及食物券的取得資格、辦理學貸的資格、非刑事司法目的之檔案調閱資格、選舉權、考取駕照的資格、認養父母的資格[27]。受刑人出獄後，在社會過正常生活的機會渺茫。當受刑人在監獄時，法律系統對你沒興趣；出獄後，法律又在你復原的道路上增設重重限制與監控。 Ferguson  反問：對於有義務讓受刑人準備好回歸文明的法律系統，卻跟一般大眾一樣懷疑更生人，這樣對嗎[28]？

⊕我們的法律如何對待被懲罰者
法律上，對於虐囚案件，普遍存在一種暗示性的回應：你是讓監獄變成一個危險地方的幫兇，所以當監獄管理機關讓這些危險情況變得更嚴重，或你個人欠缺安全時，你沒有抱怨的權利。你的反社會型迫使我們把你帶進監獄，而你沒有權利要求社會讓你好過，或耀球社會保護你，因為你的犯罪行為已經讓被害人不好過了。[29]

⊕被懲罰者如何看待他們自己
 Abboh 於〔在野獸的肚子裡〕說，因為監獄欠缺管理，讓他變成一個殺手。在一個全部人自求多福以拚死活的監獄裡，加上囚犯們自訂的暴力求生規則，只能靠暴力求生存。你能做的，就只有自我防衛，在監獄裡所有的暴力行為，都是謀殺的前奏[30]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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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的監獄與矯正機關只是畜欄，他們並不如宣稱般具有矯治功能、引領人們懺悔。在 2002 年， Abboh 58 歲時，用床單和自己的鞋帶，在牢房裡上吊[31]。